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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唤“人”回归文学——读钱谷融《论“文学是人学”》

  时间:2019-11-08 10:19:48   来源:阿日新闻  点击:4261 次  字号【

《世说新语刘亚》中有一个故事:谢安(320-385)隐居东山(今浙江上虞西南)时,与孙兴公、王羲之等普通朋友在水上休息。突然,风在汹涌澎湃。孙、王等人顿时吓得脸色苍白,大叫着要上岸。谢安的流浪精神正在蓬勃发展,他唱歌吹口哨都不说话。船夫高兴地向前划着,因为谢安的表情很平静。很快,风变得更大了,浪也变得更大了,每个人都吵着说他们不能坐着不动。这时,谢安财慢慢地说了五个字:“这样,就没有回头路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回去吧)每个人都立即回答并返回,觉得谢安一贯的态度足以稳定国家。

26岁的钱谷融在他1945年的文章《节奏》中,完整地引用了《世说新语》中的这段话,认为谢安的五个字“所以,不会有回报”表达了他在危险环境中的无忧无虑的态度和宽广的胸怀。钱先生从不谈论魏晋风度,但他的心向往之。这种魏晋风度也生动地体现在他自己身上。钱先生可能没有经历过水暴,但他经历过人生风暴。他写于1957年初的文章《作为人学的文学》是一个讨论文学理论的学术问题,不管是对是错。然而,同年5月《文艺月报》发表后,引起了广泛的批评。然而,钱先生保持冷静和镇定,表现出谢安同样的态度和心态。

说实话,虽然我和钱谷融先生有过接触,他也给我签了名并赠送了《文学的魅力》和《艺术、人与真诚——钱谷融论文选》,但我没有读过他著名的文学论文《论文学作为人学》。不久前,陈子山兄弟发微信,说上海华东师范大学要为钱先生举办一个百年庆典,并邀请我参加。为了准备我的演讲,我特地来这里仔细阅读这篇文章。我感到很感动。因此,我不知道如何与你交流。

钱谷融及其《论文学作为人学》

有人曾经问,“钱先生的文章很少。他为什么这么出名?”我认为这个问题似乎从三个方面得到了回答。首先,质量胜于数量。我记得郭沫若谦虚地说“诗胜于诗”,而钱先生却恰恰相反。其次,1942年大学毕业后,钱先生在一所高中教书一年,此后一直在大学教书。"陶莉什么也没说,但他走自己的路."此外,他的许多弟子已经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领军人物。我认为尊敬老师和尊敬老师是非常合理的。例如,我以前没有注意过吴书堂先生,但是钱谷融先生出名后,我自然注意到钱先生尊敬的老师。第三,钱先生的文章是众所周知的,我没有必要说闲话。然而,不管他的文章有多好,超越它并不一定是不可能的。在我看来,很难超越的是他的个性。人们常说钱先生是个有光的人,但钱先生说得好:“当然,做一个有光的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李蓉面前,有多少人真的可以无动于衷,持“名利如云”的态度?尤其是面对权力,谁还能走自己的路,挺直腰杆,不微微鞠躬?这真的很难谈!然而,为了写一篇好文章...一个人必须首先成为一个光明的人。今天能够真正消失的人很少,如果不是缺席的话。”(真诚、自由、消失、融入艺术、人、真诚——钱谷融论文选集,247,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4月)

《论文学作为人学》是一篇论述文学艺术本质的文章,但对文学艺术本质概括的观点一直存在分歧。钱学森将文学概括为人学,受亚里士多德、车尔尼雪夫斯基等理论家,特别是作家和理论家高尔基的影响,但有自己的独到之处。亚里士多德强调作家应该首先“描述行动的人”。车尔尼雪夫斯基坚持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指出生活是文学创作的基本对象和内容。至于高尔基将“文学”直接概括为“人学”,这是翻译界颇有争议的问题。经过考证,一位译者认为“文学是人类研究”这几个字并非出自高尔基的口中。高尔基认为“文学”不同于“人类研究”,而“民族志”是“人类研究”。因此,高尔基没有把文学(或艺术)称为人类研究。(刘宝瑞:《高尔基这样说》,《新文学随笔》1980年第1期)

钱先生不同意刘宝瑞的观点。经过一番研究,他咨询了像葛宝全这样的俄罗斯翻译,并发表了两项公开评论。首先,高尔基在1928年6月12日苏联中央地方志局的一次会议上说,他一生中所做的不是地方志,而是人类研究。高尔基是一位把“文学”视为“人学”的作家。其次,文学是否是“人类研究”,比高尔基是否直接说这句话更重要。因为文学中关注、关注、描写和表达的中心对象是人;即使写动物,也必须是人性化的动物。文学把人和他们的生活作为一个整体,在许多方面具体地呈现出来,而不是什么是“人类研究”?(钱谷融《论文学作为人学》——三种解释)。《钱谷融文学理论选编》,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年9月出版,第78-88页)从钱学森和刘宝瑞的争论中可以看出,高尔基至少没有一本关于“文学是人类科学”的专著,钱学森也没有读过关于这个话题的任何相关讨论。他从五个方面论述了文学是人类科学,显示了学习的独创性。

《论作为人学的文学》一文对于指出当时文学创作和理论的不足具有明确的意义。钱学森明确指出苏联文学理论是中国文坛的标准。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我是一名文科学生。在高校中文系课程中,中国古代文学与语言学教材相对成熟,而文学理论仍是薄弱环节。民国初年,周氏兄弟似乎是第一个在高校教授文学理论的人:周作人在北京教过《文学导论》,而鲁迅在教授中国小说史的过程中选择栗川白村的《忧郁的象征》作为教授文学理论的教材。后来,刘永吉、马宗火、姜亮夫、潘子年、沈天宝、顾凤城等人也写了《文学概论》教材,但没有一部影响深远。新中国成立后,“片面”的口号曾在政治上被喊出,文学理论教材主要是从苏联抄袭来的。苏联专家毕达科夫和科尔基曾在中国任教。我在南开大学学习期间的文艺理论课教材是毕达科夫的《文艺概论》。教授这门课的张怀瑾先生几乎能背诵所有的讲义,所以我觉得听不听都没关系。苏联文艺理论在苏联和中国最有影响力的作品是吉尔菲耶夫的《文学原则》。原著出版于1948年,是苏联高等教育部指定的教科书。1955年7月,由上海平民出版社出版,附有作者1955年在苏联《文学教学》杂志上发表的论文《文学原理基本概念的系统化》。译者查·梁铮是著名诗人穆旦。这本书一年重印七次,发行量为54000册,显示了它在中国的广泛影响力。

车尔尼雪夫斯基

高尔基

蒂莫菲耶夫在文学理论领域把斯大林的政治观点发挥到了极致。斯大林对苏联文坛的基本创作方法被称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据说这个公式有三个优点:第一,它很简短(由两个名词组成)。第二,良好的理解。第三,指出文学发展的继承性(这种方法是从批判现实主义发展而来的)。然而,这种创造性的方法要求所反映的“现实”只能是“理想的现实”和“发展中的现象”,不能割裂现实的血肉,从而暴露其弊端。蒂莫菲耶夫还强调文学作品应该写成“人”,但他们不是真实生活中客观存在的真实的人,只能写成“新人”、“艺术中的理想人”和“特殊材料制成的人”。这种人除了实现所谓的“理想”之外,“没有别的生活”。他要求作家在社会关系中安排这种“新型的人”,在设计作品情节时最能激发他的高尚品质,使作品中的每一件事都能成为社会主义斗争中真实而具体的形式。因此,在《论作为人学的文学》一文的第一部分,钱学森质疑了吉莫佩耶夫(Jimopeyev)的观点:“文学的对象,文学的题材,应该是人,应该是永远在行动的人,应该是处于各种复杂社会关系中的人,这已经成为常识,无需进一步解释。然而,普通人往往把描写人仅仅看作是文学的一种手段和工具。例如,蒂莫菲耶夫(Timofeyev)在《文学原理》中说,“人类描述是艺术家用来反映整体现实的工具”。也就是说,艺术家的目的和任务是反映“整体现实”。他想描述人的原因是为了实现他描述“整体现实”的目标和完成他反映“整体现实”的任务。钱先生敢于公开质疑向阳的权威,的确显示了他的学术勇气和知识。

然而,《论作为人学的文学》不同于一般的理论文章,它是基于钱学森先生的实际感受而写的。没有钱先生的真实感受和阅读经验,钱先生永远不会写出如此深刻的文学理论。应该说,包括高尔基在内,没有一个理论家对“文学是人类科学”做了全面系统的论述。据我所知,高尔基在1929年1月20日给奥地利作家斯蒂芬·茨威格的信中只提到了《红与黑》的作者司汤达,认为法国小说家赋予文学“人类圣经的性质”。高尔基还说,对他来说,“最伟大、最神奇的文学作品——非常简单...它的名字是人。”这是钱先生从高尔基那里得到的理论启示。

钱先生读过很多书,包括古今中外的书。在小学时代,他常常忘记吃饭睡觉,读小说。他的启蒙读物是《三国演义》。众所周知,在小说中占据中心位置的是人物。这些人物的命运和坎坷经历经常困扰着钱先生。钱先生深感只有当作家创造的人物成功时,作品才能成功。自古以来就没有苍白的文字和作品流传下来的先例。要创造成功的角色,作家必须用心写作。钱先生不反对文学作品反映现实生活,因为人物和他所处的现实之间已经有了有机的联系。什么样的真实土壤孕育了什么样的人物,而从具体的人物身上也能反映出他生活的真实环境。然而,文学作品并没有复制现实生活,而是渗透在他所反映的生活中的情感、理想和愿望之中。他反对的只是把人描述成反映现实的工具。钱先生同意以下观点:除了上帝,作家是他作品中的“第二创造者”。作家创造的人物必须具有具体性、独特性和生命力,是充满血肉、个性鲜明的“这一个”。这种个性与共性相统一的性格,也是尊重生活逻辑和性格逻辑所创造的“典型形象”。这种文学应该是钱先生的“人学”。

应该说,《论文学作为人学》是一篇精心撰写的论文。一方面,他强调“作家的人民观、作家的审美理想和人道主义精神是作家世界观的决定性部分”,另一方面,他并没有拒绝和低估大众化、爱国主义、现实主义等概念。,而仅仅是说:“受欢迎程度应该是我们评价文学作品的最高标准。最高标准并不总是适用的,也没有人能够应用它们。人道主义精神是我们评价文学作品的最低标准。然而,最低标准必须始终遵守,每个人都有意识或无意识地使用。未能达到最低标准是一项糟糕的工作。”

尽管钱学森写得很细致,《论作为人学的文学》仍然受到很大的批评。

“写作现实”和“写作人物”原本是分不开的。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人创造环境,同样的环境也创造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3页)文学当然应该反映现实,但是文学区别于其他意识形态的根本特征不是通过概念而是通过形象来反映现实。描述人也描述现实。黑格尔把艺术反映现实的特征归结为“感性反映”,这就是他的意思。因此,在关注作品政治倾向性的同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强烈反对将人物等同于某些阶级和倾向的代表。他们希望作家笔下的人物能够“莎士比亚化”,而不是席勒式那种将个人转化为时代精神的简单喉舌,这样个性就融为原则,“一般”就取代了“个人”和“特殊”。

《论文学作为人学》也被认为是一篇提倡人道主义的文章,受到了批评。事实上,人道主义是一个历史概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发挥了不同的历史作用。有些人用它来帮助正义战胜邪恶,另一些人用它来帮助邪恶战胜正义。然而,钱先生文章中提倡的人道主义有其特定的含义,即他希望作家关心人,同情人,对人有信心,这样读者就能在跌宕起伏中勇往直前,作品也能产生诗意和美感。钱先生并不提倡超越时代和阶级的“人性论”。他在这篇文章中写得很清楚:“没有特定的时代、社会和特定的社会关系,人类就无法生存。没有这些,就没有所谓的“人”。没有人的性格。我们可以从每个特定的人身上看到时代、社会和阶级的印记。没有人能去掉这些标记。”

关于人道主义的评价,文革前文坛的主要领袖周扬在文革后进行了深刻反思:“在‘文革’前的17年里,我们对人道主义和人性的研究,以及我们对相关文学作品的评价,都走过了一条弯路。这与当时国际形势的变化有关。当时,人道主义和人道主义往往是批评的对象,而不是科学研究和讨论的对象。长期以来,我们一直把人道主义视为修正主义批评,认为人道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是绝对不相容的。这种批评非常片面,有些甚至是错误的。”自我批评后,周扬进一步指出:“在马克思主义中,人占有重要地位。马克思主义关心人民,重视人民,倡导全人类的解放。”周扬强调了马克思和费尔巴哈的区别:“费尔巴哈说的是基于抽象人性的人道主义,而马克思把费尔巴哈的生物人和抽象人变成了社会人。练习的人。”(《马克思主义若干理论问题的讨论》,人民日报,1983年3月16日)

在这篇文章的结尾,我不禁想起钱先生的文章《论节奏》(On Rhythm)中引用的另一个故事《世说新语·商事17》:当王戎还在他的造书时期,他曾经穿着皇家长袍,乘坐马车,走过一座酒岭。他对车后的乘客说:那时候嵇康、阮籍和我一直在这里喝酒。现在他们两个都死了,让我仍然为琐事烦恼。虽然这座酒脊近在咫尺,但在我看来,它似乎远在千山万水之间。此刻,我一边努力写这篇肤浅的文章,一边抚摸着钱先生放在我桌上的“文学魅力”和“艺术、人与真诚”的作品。我也感受到了天堂和人间的距离,我的心里充满了悲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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