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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静波︱日本的近代,为何至今仍是一个热议的话题?

  时间:2019-11-12 07:55:58   来源:阿日新闻  点击:147 次  字号【

《日本的“近代”是什么?——问题史考察》,[·日本]三田一郎译,曹永杰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6月,312页,69.00元

2017年,81岁时,在日本现代政治史研究方面取得巨大成就的御手洗教授发起了由颜博书店出版的《日本什么是“现代”——问题史调查》(以下简称《书》),对日本学术界和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该中文译本于今年6月由社会文学出版社立即发行。

有许多关于现代日本的书。日本的现代不是一个新话题。然而,它的内涵是如此的斑驳和复杂,其衍生的结果是如此的多样和多变,以至于很难对其作出一个清晰和透彻的考察,从而得出一个简单和明确的结论。因此,有如此多微观和具体的案例研究、实证研究,甚至像三古教授在各个领域的宏观著作。不仅日本人自己非常关心这个话题,而且邻近的东亚国家甚至远在欧美的国家几乎每年都在世界各地发表相关著作和无数论文。

本文想讨论两个问题,这两个问题可能很常见,但在桑古教授的书周围或通过这本书的历史意识还没有被清楚地理解。首先,为什么一般意义上的“现代化”只在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的半个世纪期间在日本实现?第二,日本的现代化为什么会导致极其强大的帝国主义?帝国主义是日本近代内生机制的必然结果吗?

三古对近代的理解和解释是基于英国政治社会学家沃尔特·白芝浩(w .白芝浩,1826-1877)的理论,即现代国家的基本政治运行模式是“讨论治理”(日语表达为“讨论治理”,中文翻译为“讨论治理”(Ruding Based Discussion)),它是基于18世纪和19世纪的英国政治,而近代以前的统治模式是“习惯治理”。这里的习惯主要是传统和习惯做法,相对保守和专制。近代以前日本的帝国和幕府统治基本上是后一种形式。以英国为代表的欧洲经历了科技进步和工业革命,其政治演变为以“宪法”为基本特征的“基于民意的统治”,这是欧洲(以及后来的北美)现代政治最基本的特征。欧洲资本主义进程以“以民意为基础的统治”为基本轴心,在现代科技不断发展的支撑下,通过“贸易”和“殖民扩张”两翼传播,从而形成了所谓的西方现代文明。这种西方文明无疑在19世纪上半叶确立了它在世界上的主导地位,并通过海路扩展到整个世界。

由于在日本的扩张,美国东印度舰队两次进入日本领土,并于1854年1月强行开门。然后日本被迫与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荷兰等签署不平等贸易条约。先后在1858年。开幕式与中国的情况基本相似,只是中国几乎每次都必须以战争的形式进行抵抗,而日本则放弃了与西方的军事对抗。至于朝鲜,在大袁俊时代,它是西方势力在忠诚的反对下进入的,并且在开始时是成功的。

面对西方的“现代”,从幕府到诸侯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有识之士,他们都在认真思考如何应对。幕府坚决废除了长达200多年的锁国政策,开始以更积极的态度与外界交流。在财力非常有限的情况下,它于1860年向美国派遣了“仙林湾”,并于1862年向中国上海派遣了商船“千岁丸”。双方获得的信息使日本人清楚地意识到世界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西方的新文明正在辉煌地崛起,而传统的东方大国满族帝国正在无可奈何地衰落。

日本政府和人民正在思考如何在这个快速变化的世界中生存和发展。统治幕府的一群有识之士(如福泽谕吉等)。)在与西方的接触中逐渐认识到西方文明的先进性,并试图采取有限的步骤吸收西方的先进元素。然而,当地的萨摩亚人和长崎人表现出强烈的与西方对抗的意识,在1862年和1863年,他们主动煽动“生小麦事件”,攻击英国人,炮轰封闭海峡的美国商船。结果在接下来的一年里遭到了英国以及英国、美国、法国和荷兰联合舰队的猛烈反击。他们被打得一败涂地,从而彻底放弃了“反抗外国人”的态度,并主动向西方学习(萨摩亚人在1863年“萨摩亚-英国战争”失败后,秘密派遣19名外国学生到英国,却没有告诉幕府将军)。后来,幕府被推翻,明治政府成立。虽然统治者有所改变,但其基本政策实际上是遵循幕府已经开放的路线,但在具体实践中更有目的、更有计划。

还是回到本文开头提出的问题,那就是为什么在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的半个多世纪里,除了欧美之外,日本是世界上唯一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我的理解是,在19世纪中叶及随后的几十年里,面对西方文明在军事力量背景下的强大冲击,几乎只有日本人意识到西方现代文明的先进性,而东亚的中国和朝鲜则受到深厚历史传统的制约,由于沉重的祖辈法律,不愿看到当时西方文明相对于东方传统的先进性。魏源认为外国人在“技能”方面可能比中国更好,但目标仍然是“学习外国人的技能以控制外国人”。冯桂芬等较为开明的人仍然主张“以中国伦理道德为名教学为原创,辅以富国强兵的技能”(焦启禄抗议,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51页),并没有期望改变和改造中国的传统。相比之下,福泽谕吉在1868年提出了“文明”一词(编辑自《西方事务》),并明确信奉“文明理论纲要”(1875):“欧洲国家和美国是当今世界文明中最先进的文明国家。土耳其、日本和日本等亚洲国家可以被称为半文明国家,非洲和澳大利亚可以被视为野蛮国家。”(《傅于风全集》第4卷,颜博书店,1959年,第16页)接着指出:“当今世界上所有的国家,无论是处于野蛮状态还是半文明状态,要想实现自己文明的进步,就必须以欧洲文明为目标,并以此作为评判的标准。”(同上,第19页)这种理解很快成为日本政府和人民的主流意识。日本人对西方文明的先进性的理解是在多次实地考察后形成的(福泽谕吉在1860年至1867年间三次访问美国和欧洲,明治政府的“雁仓外交团”在1871年至1873年间对美国和欧洲进行了两年多的深入访问)。然而,与此同时,在中国却没有这样深入的直接接触。因此,日本的目标非常明确,那就是以欧美为榜样,全面实现“文明”和“富裕的强兵”。与此同时,他们也非常清楚,利用三古教授在书中的描述,即在促进“生产和发展工业”的具体政策中,通过改革地租等手段,最大限度地利用国家的财政资源,避免向西方列强借外债,以免受制于外力,也就是说,在最初的近30年里,他们走了一条“自力更生”的资本主义道路,即几乎所有现代化的发起人都是日本人自己。

那么,在政治运行中,“以习惯为基础的规则”如何转变为“以民意为基础的规则”?根据西方学者的观点,桑古教授认为一个时代的变化或转变有一些与上一代分离的部分和一些被继承的部分。幕府统治模式中,实际上有一种“公开讨论”模式,即将军的决定应在幕府高级官员会议上经过相对充分的讨论后做出。事实上,某种机制已经形成,但明治维新后,它已经演变成一种制度化的议会和宪法形式。启蒙运动和民权运动后,日本政府和人民普遍愿意接受这种“以民意为基础的统治”,从而实现了西方意义上的“现代”制度。然而,在中国传统政治中,“公开讨论”的成分一直很薄弱。虽然洋务运动在技术层面得到了推动,但它拒绝了西方的“现代”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因而未能实现“以公开讨论为基础的统治”。

日本和英国签署首个贸易条约

那么,在日本达到西方基准的现代化之后,为什么它最终走上了三古教授所说的“殖民帝国”的道路呢?三田教授认为,日本在1894年中日战争后,特别是日俄战争期间,开始从自给自足的资本主义向国际资本主义转变。它的两个重要标志是:第一,日本先后改变了与西方列强的不平等条约,获得了关税自主权,政府财政资源有了新的增长;其次,它开始在国际上发行外债,外国资本开始进入日本,日本与世界经济联系在一起。

然而,日本没有效仿美国等国家实施“自由贸易帝国主义”,即通过不平等条约迫使贸易目标国转移更多利益。相反,日本走上了“殖民帝国”的道路日本殖民帝国的概念是基于对军事安全的更多关注,而不是经济利益(本书161页)。Mitegawa言论的潜台词是,日本的对外扩张旨在确保自身安全。从这一逻辑出发,山县有朋总理1890年在议会讲话中提出的“主权线”和“利益线”概念自然获得了合法性。当时,日本设想的利益线在朝鲜半岛(因此,1890年中日战争试图占领朝鲜半岛)。到20世纪20年代末,“利息线”变成了“生命线”。当时,生命线的范围是“满洲国”在中国(因此“满洲国”入侵东北是后来煽动的。

事实上,大约在1890年,日本的一群人主张对中国和其他国家实行“自由贸易资本主义”而不是“殖民帝国”。出生于陆军部的黄伟景等人,凭借多年在中国的调查经验,主张通过贸易获得日本在中国的国家利益。结果,他们煞费苦心地筹集资金,在上海成立了“日清贸易研究所”,培养日本对华贸易人才,并编写了厚厚的两卷本《清国贸易概览》。1879年底,日本当局还试图利用美国前总统格兰特(Grant)调解琉球问题,并向中国提出签署一项与欧美国家享有同等优惠待遇的贸易条约,但当时遭到中国拒绝。后来,日本统治者意识到,如果没有欧美国家那样强大的军事力量,“自由贸易帝国主义”就不容易实施。他们只是选择了“殖民帝国”的道路,他们的利益应该远远好于所谓的“自由贸易”,尽管后者会花费更多。

事实上,英国、法国等老派几乎同时实行“自由贸易帝国主义”和“殖民帝国”两条路线,通过军事扩张获得最大的经济利益。这也是现代资本主义的内生性之一,也决定了日本近代史从一开始就伴随着帝国主义的内生性。明治初期,日本急于将虾和野蛮人的土地(1869年命名为北海道)正式并入日本领土。1879年,它强行“处置”琉球,使其成为日本的一个县。直到1894年中日战争,它试图占领朝鲜半岛原本属于中国的势力范围,并最终占领中国台湾。然后,它毫不犹豫地与俄罗斯作战,以确保其在朝鲜和南满洲的主导地位,占领萨哈林半岛南部,进一步吞并朝鲜,并在其领土周围建立一个象征。御手洗教授对这些“殖民帝国”行为的解释是,日本希望确保其自身的军事安全,从而以武力为背景,温和地消除日本在实施“殖民帝国”路线期间给殖民地和被占地区人民带来的巨大痛苦。

在凯末尔(m .凯末尔,1881-1938)于20世纪20年代末赢得政权并对土耳其进行激进改革以模仿西方并为土耳其成为一个现代国家奠定基础之前,恐怕日本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完成了从前现代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变的国家。其普遍成功的原因是,首先,日本的行动概念从根本上来说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三古教授使用了“功能主义”一词)。虽然它也有2000年左右的文明史,但它的主要文明资源几乎都来自海外(农耕和金属文明、儒教和佛教),所以它没有太重的历史遗产。它早期与西方文明的直接接触很快使它相信了现代西方文明的先进性。因此,一个相对坚定的内部变革动机已经出现,一群更明智的领导人已经出现。在大约30年的时间里,政府与实地的互动已经大致完成了重要领域向现代的转变。也许日本传统政治中的“公开讨论”元素也是日本建立宪政的基础之一,宪政是现代国家最重要的象征。

然而,在19世纪末,近代的建立是否意味着它一定会走向帝国主义?三古教授在他的著作中回避了这个问题。在我看来,现代日本成为帝国主义国家可能有两个根本原因。

一是现代资本主义的内生性。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法国、俄罗斯甚至德国相继崛起,都表现出较强的军事扩张行为。他们在军事力量的背景下在海外建立了殖民地。尽管美国避免殖民形式,但它建立了明确的势力范围(东亚、中美洲和菲律宾等)。),模仿日本,完成了西方的现代进程,自然继承了现代资本主义的内生性。

另一个可以从日本本身探索。根据sanguchi教授的解释,明治领导人意识到西方现代背后有一种精神功能元素——基督教,所以他们决定通过将皇帝设定为“当下之神”来取代基督教。在我看来,明治领导人不应该用天皇制度取代基督教(天皇制度已经存在了很长时间)。相反,他们应该炮制一个体现天皇祖先的“国家神道”,然后在精神上把所有人与国家神道结合起来,把日本推向“神圣国家”和“帝国国家”的境界,膨胀日本的民族自豪感,把“国家主权”(国家利益的权利)作为所有人的最高利益。三古教授在书中花了大量时间讨论“教育诏书”,这实际上是向年轻人灌输“国家神道”的工具,削弱了个人的理性,增强了群体的合法性,从而大大削弱了“以民意为基础的统治”,强化了统治的专制性。这实际上违反了现代西方思想和现代的基本原则。

从这个角度来看,战前的日本近代与西方近代有相当大的差距。在一个没有完全民主的政权中,很容易滋生极端民族主义和狂热的民族主义,也很容易以国家的名义进行军事扩张。最极端的阶段是军国主义。在这一点上,三谷的作品几乎没有触及,但他提炼了“基于舆论的统治”和“殖民帝国”两个关键词,但总结了现代日本的精髓,只是在20世纪30年代左右,前者逐渐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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